作者：董 冰，系中共山东省委党校〔山东行政学院〕副教授、山东省习近平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央研究员
习近平总布告在中国文联十一大、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主要讲话中强调：“‘立文之道，惟字与义。’文艺只有向上向善才能成为时期的号角。止于至善，方能臻于至美。”
“立文之道，惟字与义”语出我国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所作《文心雕龙·指瑕》。其文为：“夫立文之道，惟字与义。字以训正，义以理宣。”文章的写作方法，不外用字和立义两个方面。笔墨凭借精确的阐明来确定含义，文义通过精确的道理得以阐明。
“字”是文学创作形式化的哀求，“义”则是文学作品内容的规定。刘勰认为，好的文章是形式和内容相辅相成、文质统一的完美艺术，但是形式必须服从于内容，使道理能够清楚地表达出来，他反对奇言怪语的利用而造成的意旨模糊不清、笼统含混。同时，刘勰指出，贤人著述经典的根本原则便是追寻原道、阐发义理，从而达到教养天下的目的，正所谓“情者，文之经；辞者，理之纬。经正而后纬成，理定而后辞畅”。情与理的显著是文学创作能够达到才思泉涌、文采飞扬境界的条件。
刘勰的文论思想深受儒家文化影响，孔子在《论语》中就主见文学艺术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。孔子在《论语·卫灵公》中提出：“辞达而已矣。”文辞把文意表达清楚就足够了，不必用华美的辞藻和浮华的修辞，否则，很有可能造成“以辞害意”。《论语·雍也》曰：“质胜文则野，文胜质则史。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。”朴实与文采即内容和形式是同样主要的，只有朴实、文采双修才能造诣君子人格。而文如其人，君子的文艺创作便可呈现贤人的道德气候和为人处世的道理，为后世之典范。孟子在评价《诗经》时也曾提出“《诗》者不以文害辞，不以辞害志”的文论思想。在文化源头，儒家较早地积淀了中国文艺追求清新朴实、深耕微言大义、“无事于华藻宏辩”、形式与内容相得益彰的创作传统。
那么，中国传统文艺创作追求的义究竟是什么呢？《论语∙八佾》记载：“子谓韶：尽美矣，又尽善也。谓武：尽美矣，未尽善也。”这里所指的美是《韶》乐、《武》乐形式之美，善则是二者内容的妥善。朱熹言：“美者，声容之盛。善者，美之实也。”至今，人们用尽善尽美夸奖文艺作品高超的艺术水平。为什么具有同样完美形式的文艺作品，孔子又区分了尽善与未尽善呢？这就凸显了中国传统文论思想的又一个主要原则：以文贯道、以文载道的关键是要以文扬善，即文艺作品承载着教养民气、匡正道德、掩护社会秩序的浸染。因此，尽善才能尽美，崇德向善、以德化人的道德追求，先道德而后文章的创作理念是中国传统文艺作品“立义”的根本。
《韶》为上古虞舜时的乐曲，舜靠美德受禅天下，以仁德管理天下，韶乐反响着舜对仁德的重视和对民众的关爱。相反，《武》为武王时颂扬武功的乐曲，武王以武力征服商朝虽不得已而为之，但毕竟熏染了暴力和血腥，这样的乐曲不免有杀伐之气。孔子在评论辩论《诗经》时用“思天真”加以评价，而“天真”的标准便是“仁德”。宋代大儒朱熹为“思天真”表明：“诗，善为可法，恶为可戒。故使人思天真也。”《诗经》所通报的思想便是让人们效法善的德行，摒弃丑恶，达到思想的纯洁。修身必先学诗，通过对《诗经》的反复吟诵即可明辨善恶、教化德行、熏陶情操，从而确立道德人格，对付社会而言则可形成向上向善的公序良俗。
文学艺术作品是一个社会文化发展的风貌和最直不雅观的展现，它植根于社会的文化土壤，反响着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最深层次的代价追求和道德精神。习近平总布告对文艺事情者和文艺创作寄予厚望，他指出：“广大文艺事情者要发扬中国文艺追求向上向善的优秀传统，把社会主义核心代价不雅观生动活泼表示在文艺创作之中，把有筋骨、有道德、有温度的东西表现出来，倡导康健文化风尚，摒弃畸形审美方向，用思想深刻、清新朴实、刚健有力的精良作品滋养公民的审都雅代价不雅观，使公民在精神生活上更加丰裕起来。”文艺事情者当以此为立言立德的遵照。
《光明日报》（ 2021年12月22日02版）
来源： 光明网-《光明日报》
